第七十一章 小结第三

才差八斗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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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争斗和融合,儒释道从三教鼎立逐步向着相互融合的方向发展。隋唐时期,三教基本上已经完全融入了社会文化、百姓生活和国家政治等方方面面,早期道教的那些比较粗浅的天人关系、形神关系等理论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,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、严谨的宗教哲学体系。

    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,当然了,在不同的阶段道教的地位有所波动,如李渊、李世民的道先佛后,武则天的佛先道后及其后的两教并重的政策,当唐玄宗稳定了李氏的地位之后,采取的则是两教并行的道先佛后政策……无论是哪种宗教政策,无一不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,皇帝也要为自己的统治而作出的调整和改变,但是总体说道教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这是没有疑问的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大的政治背景下,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从紧张逐渐转趋于缓和,随着隋唐的沉浮而越来越成熟,对后世道教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

    道教在唐代成为了皇族宗教、国家宗教,老子成为了教祖,《五千言》自然被尊为道教的圣典,从此道教靠上了一棵参天大树。唐朝是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大繁荣的一段时期,名人代出,朝野名流信道、入道成为时尚,客观上促使了道教的理论水平、艺术形式的提高,道教也借势发展成了一棵参天巨树,名道、高道辈出,义理、斋醮、科仪、着作等方面成就巨大。

    在盛唐灿烂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下,佛教同样一直在发展,比如智顗开创了天台宗(法华宗),玄奘开创法相宗、神秀和慧能倡导禅宗,甚至《西游记》都是以唐代为背景的创作,这些无不反映出唐代佛教的兴盛,这同样刺激了道教的发展。

    打铁必须自身硬,在佛道之争的刺激下,道教开始援佛入道,开始引入儒家思想,开始用神仙信仰来阐发老庄思想及义理。这是自陶弘景开始就做的事了,唐初的道士王玄览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。在总结前辈的成果的基础上,在唐代论证了“道”是宇宙的本体,是永恒的存在,论证了“道”和“物”的关系,论证了“道”与“众生”的关系,论证了“道应内求”,最终,归根到底论证了如果要修道成仙,必须要先“识体”,才能使“真体”不死。

    隋唐时期,道教出现了大量的哲学性质的作品,比如司马承祯的《天隐子》《坐忘论》,吴筠的《神仙可学论》,李筌的《阴符经注疏》,张志和的《玄真子》,谭峭的《化书》,无名氏的《无能子》等。当然了,隋唐五代的道教的义理发展远远不止上述这些,还有梁丘子、胡愔阐发的《黄庭经》,张志和阐发的《易》理,吴筠阐发的《西升经》,彭晓阐发的《参同契》、闾丘方远阐发的《太平经》等等,不再一一列举了。

    这些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,将老子的“道”与神仙信仰进一步融合,总结了佛道相争的得失,义理化明显有了进步。比如对于神仙的向往,再也不是那种简单空泛的想象和黄白丹道,一改原来那种无头苍蝇似的摸索,而是更加注重了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,明确了从思想上解放自身以寻求突破的方向。

    整体来说,隋唐五代的道教是魏晋南北朝茅山上清派道教的延续,只是在表象上有所改变,老庄思想也成了基本教义,义理色彩更加浓厚。

    哲学本体论、辩证法、认识论、历史观都决定了人类的认识和发展,隋唐时期的这些发展和变化,对宋以后的道教、儒学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,比如一个重要的概念——无极就产生自五代,还成为了理学祖师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的来源。

    佛道之争是个永恒的话题,虽然到了唐代更多的是采用了辩论赛式的文斗pK了。

    傅奕是个爱国主义者,也是基于民族大义而投身到了反佛事业中,是真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、民族做点实事。

    与傅奕相比,赵归真等人则完全是一种教派的倾轧行为,典型的以权谋私,一心想着通过扩张自己的势力来消灭对手,家国大义则完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,这就不能怨后人说他是以邪术干政,臭名昭着,以至于道教圈子里都耻于给他立传。

    经过与佛教的几次pK赛,输赢不重要,锻炼了一大批道教人才,促进了道教理论水平的提高,体系的完善,典籍还增加了不少,甚至可以开始《道藏》的编纂了,这就是最大的成功。

    唐玄宗开元盛世之后不久,755年就发生了着名的安史之乱,国家由盛转衰,藩镇割据,军阀混战,道教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,有学者称这一时代为中国道教史上的第二次否定。第一次否定是以葛洪为代表的,不崇尚老庄的玄谈,开始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通向仙界的道路。

    当然,这次否定,也不是全盘打倒魏晋时期的道教思想,还是批判性的选择吸收了一部分,特别是对老庄精神,易学精义的吸收,肯定了自然义理的不可违背性,又对修炼方法加以完善,金丹、医学、药物、冶炼等各方面都有所发展提高。这次否定,对丹道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,进一步认识到了外丹的副作用而研究新的养生途径,内丹理论逐渐得到了发展。

    这方面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司马承祯,这位上清茅山宗道士,发表的《坐忘论》和《天隐子》对后世影响很大。他同样以老庄思想为主体,吸取佛教的止观、禅定学说,阐发养生修真的理论。他的静心坐忘的修真理论,成为了后世道教在养生修真方面的圭臬,就是标准的意思。制定标准在现代是非常高大的,这大家都知道,谁制定了标准,谁就掌握了主动权,可以向别人收专利费。

    到五代时期,后人们把司马承祯的静定之功进一步与模拟自然的金丹(外丹)理论相结合,进而演变成为了钟吕金丹(内丹)道。

    钟吕内丹道总结了前人的包括天人合一、《参同契》、佛教的禅宗、密宗等思想,尤其加强了术的内容,使内丹学更加具体化。

    《道德经》是内丹理论的根基,如果体系细分的话有两个分支,分别是文始真关尹子和少阳帝君王玄甫为代表。文始真人一脉传承经麻衣道人李和,以后传到陈抟、火龙真人,特点是以清静自守、养性为宗,走的是真阳之气接天地之机,一朝顿悟而直入虚无大道的路子。王玄甫一脉前面刚提到过了,经钟离权、吕洞宾,再向下就是下一篇中要讲到的刘海蟾、王重阳、张伯端等,接着就开枝散叶,分出了北宗、南宗、东派、西派、中派,成为事实上的正统道教了。传承到今天,王玄甫一脉无论是清净孤修也好,阴阳双修也罢,一般统称为少阳派,规模上是最大的,但是文始派也不可忽视,很多高道反而认为文始派的丹法功法更高级。

    仅就钟吕的内丹理论来说,可以简单归纳几点:

    1、钟吕的内丹理论是以性命双修为根本,这也是继承了钟吕思想的门派的根本,比如王重阳、张伯端等人为代表,无论是先性后命、先命后性、三命七性,还是讲究精气神修炼合一,后天转先天,与道合真,说到底都是性命双修。

    2、炼心为纲,心息相依为法门。根据炼形成气、炼气成神和炼神合道的基础,把修炼进阶划分成了三乘十门,不再赘述。取坎填离,修的是体内的能量,以自身为根本。钟吕内丹法的秘诀是心肾相交,这一理论并非钟吕所创,而是早在《参同契》中就讲到过,道家对于人体内的心、肾是极为重视的,认为是内修炼的关键,肾为坎卦,在先天坤卦位置,易学里叫先后天通气,就是这个坎是坤得了乾中的一阳而成的,或者说极阴中是藏真阳的,也可以理解阴到极致以后就能转为极阳。同理,心为离卦,与先天乾卦通气,是极阳的乾卦取坤中真阴而来。内丹修炼时,就是要让肾水上升,心火下降,钟吕称这是肾气和心液,用龙虎来代表,所以龙虎交媾,也称取坎填离、抽铅添汞,三百天就可以养成真胎合成大药,然后“还精入脑”,五气朝元、三阳聚顶,向着天仙的境界迈进。

    4、火候问题。钟吕内丹学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指导性强,就是有详细的功法,而火候则是其中的密传部分,火是功力,而候是功法,包括炼先天一气入体,在体内形成宇宙大循环,是元神和精气在任督二脉中运转。修炼的深度或功力的深浅等,钟离权是用十二地支来讲修炼的火候,其中子午卯酉又是最重要的时刻,因为它们是与自然四季相配的,比如子时肾气初生,卯时气行至肝,午时气至心而生液,酉时液行至肺,如此等等。

    钟吕的内丹法初期以祛病健身为主,中级则是延年益寿,高级则是道家追求的阳神飞升了,功法好坏或高级与否,还是看最终能不能飞升成仙。由于钟吕的思想和操作方法都是建立在对人体的全面认识上,在对古中医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,相比那些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形而上的丹法来说,更容易让人接受,同道们都会感到新奇去试着修炼一下,所以唐末至宋初迅速火了起来,仅出名的内丹大家就有百多位,修炼风气之浓,可谓一枝独秀。同时,从钟吕内丹理论上衍生出的各种着作也如雨后春笋,诸如《大还丹金虎白龙论》《巨胜歌》《丹论诀旨心鉴》等等,当然了,其中最重要还是《灵宝毕法》。

    当然,除了钟吕金丹道以外,谭峭、陈抟的“逆以成丹”思想,陈抟的《无极图》中的丹法次第理论以及杜光庭的性命双修思想,也都是后世内丹学发展的基础,比如全真道就是在继承了杜光庭的性命双修、陈抟的“逆以成仙”和钟吕内丹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    经历过战乱和晚唐的衰落,道教经籍毁损,科仪缺失,严重影响了道教的持续发展,道教急需有人能担负起复兴的重任,纳儒入道,特别要吸收孔孟之道,进一步规范化、制度化斋醮仪式。

    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则是唐末五代时期的杜光庭,他承袭和发扬了吴筠的思想,又从老师应夷节那里得到了上清大法,还去龙虎山受了天师法箓。他常说道法科教,自汉天师及陆修静以来,也差不多没什么剩下来了,所以他才着手“考订真伪,条例始末”,把茅山道与天师道两派的斋醮仪式分门别类整理成了八十七卷《道门科范大全集》。经杜光庭的辛苦努力,他把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统一了起来,并加以规制化,将表奏、词章、疏启、颂赞、咒、愿加以文饰,并且对各种仪式加入了艺术处理进行包装。杜光庭是道教斋醮仪式的集大成者,也可以说是完成者,他所制定的道门科范,道教至今还依然沿用。

    宫观经济的兴起,物质的丰富促进了道教的更进一步的发展。杜光庭《历代崇道记》中:“从国初已来,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,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,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,并不在其数”。上一章讲到柴荣实际上在限佛的同时,同样也有限道的行为,只不过因为道教在规模上真的没办法和佛教比,根据杜光庭的统计,佛寺的数量是宫观数量的三倍左右,僧尼的数量是道士女冠数量的十来倍,注意力会被限佛吸引去了,以至于很少有学者注意到限道这件事,甚至还有学者得到了柴荣崇道而限佛的结论。

    对了,准确地说,宫和观说是不一样的,观是普通的道观,我们常说道观,没人说道宫的。宫则是规模宏大而且一般是受过帝王敕封的道观,唐朝代表的宫观就是各地的老君观,前面讲过这是国家出资建设的,比如长安和亳州真源县的太清宫,洛阳的太微宫,天下诸州的紫极宫和玄元观。

    宫观经济实际上就和现代的房地产行业一样,官建、自建一齐上马,全国都在大修宫观,规模怎一个宏大了得,当然会带动道教的规模随着迅速扩张,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